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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國慶的冤罪咎責所暴露出的檢察權問題
原文網址: 江國慶的冤罪咎責所暴露出的檢察權問題 | 論壇新聞 | NOWnews 今日新聞網 http://www.nownews.com/2012/03/25/142-2797888.htm?utm_source=feedburner&utm_medium=feed&utm_campaign=Feed%3A+nownews%2Frealtime+%28Nownews%E5%8D%B3%E6%99%82%E6%96%B0%E8%81%9E%29#ixzz1q5kIT7k1
(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※→吳景欽特區)
吳景欽
江國慶冤罪案，雖已經由國防部為冤獄賠償，但對於造成冤罪者的刑事咎責，在去年高檢署將北檢對相關人等的不起訴處分，發回續行偵查至今，已二百五十多天，仍未有任何動靜，是否在以拖待變，不得而知，卻凸顯出，現行對於檢察權難於監督之弊。
雖然檢察官針對案件，只要犯罪嫌疑，即必須依法起訴，但此訴追法定原則，卻有例外，除了因犯嫌不足、不成罪或輕罪的場合，檢察官可為不起訴外，針對法定刑三年以下的案件，檢察官亦有緩起訴的權力，且不管是不起訴或緩起訴，一旦確定，即不得再為起訴，而與判決有相同的效力，檢察官的裁量權，不可謂不大。也因此，為了防止其濫權，針對不起訴或緩起訴，告訴人即可向上級檢察官為再議，若再議不成，仍可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，而由法官來決定是否該為起訴。此套監督機制，看似能抑制檢察權，實則大有疑問。
因提起再議，除非屬法定刑三年以上的犯罪，而須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3項，由檢察官為職權再議外，非屬此類案件，其提起者必以告訴人為限，但問題是，若案件無告訴人存在，則檢方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，即等於確定，根本無受監督之可能。
即便有告訴人為再議之提起，卻是由上級檢察官為審查，而僅算是一種自律監督，就算於再議不成後，向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聲請，而由法官來決定是否該為起訴，但證諸現實，能成功的機率，可說是微乎其微。即便法院裁定交付審判，但因我國刑事訴訟法，並無在此時，賦予法官有指定辯護人，以來替代檢察官為公訴的規定，則如此的審判開啟，檢方能否在心不甘、情不願下，認真為法庭論告，恐成疑問。因此，此套抑制檢察權濫用的機制，不僅效果極其有限，在江國慶案裡，更是將如此的缺點，完全暴露無遺。
江國慶的冤罪咎責案，乃由檢察總長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款，以案件有違害社會秩序為由，指定由特偵組為偵查，但在調查完畢後，針對陳肇敏等人，卻以追訴權時效已過或罪證不足等因素，而認為應以不起訴為妥當。則在此時，即暴露出一個大問題，因若特偵組自為不起訴處分，則在其配署於最高檢察署的情況下，恐連再議而為自律審查的機會都沒有。不過，因此案乃經指定偵辦，特偵組最終仍交由北檢為決定，惟此問題卻不會因此消失。
因北檢的不起訴處分經再議後，由高檢署以調查尚未完備及法條適用有疑的理由，發回續行偵查，則北檢必然面臨一個矛盾，即高檢署雖為其上級，但不起訴乃為最高檢察署特偵組的意見，在兩者都屬上級的情況下，到底該聽誰的？這或許是北檢至現今，仍遲遲不敢於起訴或不起訴的原因所在。退一步言，即便北檢調查完畢，採納高檢署的意見而為起訴，但此訴追明顯違反其意志，如何能期待其認真論告？如此的困境，又再凸顯出檢察權難於抑制的毛病，若不儘速建立他律且透明的監督機制，此問題肯定不會只存在於江國慶一案。
回想當初，欲處決一位年輕人的寶貴生命，是如此的迅速與草率，而如今，對造成冤罪者的刑事咎責，竟是如此的坎坷與漫長，伸張正義之日，恐也遙遙無期。
民黨，轉而支持民進黨。民進黨應以此深思！
●NOWnews「今日論壇」徵稿區→http://www.nownews.com/write/
●來稿或參與討論的文章也可寄至public@nownew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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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國慶冤罪案，雖已經由國防部為冤獄賠償，但對於造成冤罪者的刑事咎責，在去年高檢署將北檢對相關人等的不起訴處分，發回續行偵查至今，已二百五十多天，仍未有任何動靜，是否在以拖待變，不得而知，卻凸顯出，現行對於檢察權難於監督之弊。
雖然檢察官針對案件，只要犯罪嫌疑，即必須依法起訴，但此訴追法定原則，卻有例外，除了因犯嫌不足、不成罪或輕罪的場合，檢察官可為不起訴外，針對法定刑三年以下的案件，檢察官亦有緩起訴的權力，且不管是不起訴或緩起訴，一旦確定，即不得再為起訴，而與判決有相同的效力，檢察官的裁量權，不可謂不大。也因此，為了防止其濫權，針對不起訴或緩起訴，告訴人即可向上級檢察官為再議，若再議不成，仍可向法院提起交付審判，而由法官來決定是否該為起訴。此套監督機制，看似能抑制檢察權，實則大有疑問。
因提起再議，除非屬法定刑三年以上的犯罪，而須依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3項，由檢察官為職權再議外，非屬此類案件，其提起者必以告訴人為限，但問題是，若案件無告訴人存在，則檢方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，即等於確定，根本無受監督之可能。
即便有告訴人為再議之提起，卻是由上級檢察官為審查，而僅算是一種自律監督，就算於再議不成後，向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聲請，而由法官來決定是否該為起訴，但證諸現實，能成功的機率，可說是微乎其微。即便法院裁定交付審判，但因我國刑事訴訟法，並無在此時，賦予法官有指定辯護人，以來替代檢察官為公訴的規定，則如此的審判開啟，檢方能否在心不甘、情不願下，認真為法庭論告，恐成疑問。因此，此套抑制檢察權濫用的機制，不僅效果極其有限，在江國慶案裡，更是將如此的缺點，完全暴露無遺。
江國慶的冤罪咎責案，乃由檢察總長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3條之1第1項第3款，以案件有違害社會秩序為由，指定由特偵組為偵查，但在調查完畢後，針對陳肇敏等人，卻以追訴權時效已過或罪證不足等因素，而認為應以不起訴為妥當。則在此時，即暴露出一個大問題，因若特偵組自為不起訴處分，則在其配署於最高檢察署的情況下，恐連再議而為自律審查的機會都沒有。不過，因此案乃經指定偵辦，特偵組最終仍交由北檢為決定，惟此問題卻不會因此消失。
因北檢的不起訴處分經再議後，由高檢署以調查尚未完備及法條適用有疑的理由，發回續行偵查，則北檢必然面臨一個矛盾，即高檢署雖為其上級，但不起訴乃為最高檢察署特偵組的意見，在兩者都屬上級的情況下，到底該聽誰的？這或許是北檢至現今，仍遲遲不敢於起訴或不起訴的原因所在。退一步言，即便北檢調查完畢，採納高檢署的意見而為起訴，但此訴追明顯違反其意志，如何能期待其認真論告？如此的困境，又再凸顯出檢察權難於抑制的毛病，若不儘速建立他律且透明的監督機制，此問題肯定不會只存在於江國慶一案。
回想當初，欲處決一位年輕人的寶貴生命，是如此的迅速與草率，而如今，對造成冤罪者的刑事咎責，竟是如此的坎坷與漫長，伸張正義之日，恐也遙遙無期。
民黨，轉而支持民進黨。民進黨應以此深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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